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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成年人重罪案件中认罪认罚从宽的适用

更新时间:2018-05-29

未成年人重罪案件中认罪认罚从宽的适用

 

【摘要】在未成年人重罪案件办理中,适用认罪认罚从宽制度有其合法性、合理性,也是优化司法资源配置、保障诉讼经济的客观需求。具体适用时,应当重点从未成年人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实质表现、严格证明标准、明确适用范围三方面把握认罪认罚从宽的启动条件和幅度标准,制定相关救济程序,注重因简化司法程序导致忽视被害人权益、过分追求司法效率导致损害未成年人诉讼权利、从宽过度导致罪责刑不一致三方面的风险与防范。文章围绕以上问题进行逐一探讨,完善认罪认罚大框架下未成年人重罪案件办理的实施细则及配套制度,以更好地贯彻宽严相济刑事政策。

 

【关键词】未成年人 重罪 认罪认罚 适用

 

2016年,全国未成年人犯罪人数为35743人,比2010年减少32455人,减幅达47.6%。值得重视的是,在总犯罪数量下降的同时,有相当数量的未成年人犯罪手段呈现成人化、暴力化倾向,共同犯罪居多且犯罪后果严重。在我国现阶段刑案数量逐年上升、司法员额配比不足的客观情况下,对未成年人重罪案件探索适用认罪认罚从宽,简化司法程序,减少庭审压力,有一定的社会现实基础。但就我国司法现状而言,在未成年人重罪案件中适用认罪认罚从宽的比率大大低于轻罪案件,笔者所在的发达地区基层检察院甚至没有对重罪案件未成年人适用认罪认罚从宽的先例。这里面有对认罪认罚从宽制度能否适用于重罪案件的疑虑,也有对刑罚把握不当导致从宽过度的担忧。因此,在现行法律对未成年人特别从宽的刑事政策下,明确对此类重罪未成年人如何重叠适用认罪认罚从宽,制定更具体的操作标准及配套措施,避免防止罪刑失衡、过分轻刑化显得尤为重要,以下就此问题进行研究。

一、未成年人重罪案件认罪认罚从宽的正当依据

《刑事诉讼法》第二百六十六条规定“对犯罪的未成年人实行教育、感化、挽救的方针,坚持教育为主、惩罚为辅的原则。”这是办理未成年人案件的基本指导思想,亦是一项重要的刑事法律原则。《刑法》相关条文也规定了对未成年人应当从轻或者减轻处罚。这凸显了我国刑事司法对未成年人保护这一本质内涵,在法律实体处理及特殊程序上给予未成年人特殊关怀,减少诉讼过程对未成年人的不利影响,注重教育与感化,促进其早日、有效回归社会。这与认罪认罚从宽制度中鼓励犯罪人自认以求减轻处罚、接受教育改造的目的相同,均体现了预防犯罪的价值追求。此外,最高法、最高检等部门发布的《关于在部分地区开展刑事案件认罪认罚从宽制度试点工作的办法》第二条列举了不适用认罪认罚从宽制度的情形,其中包括“(一)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是尚未完全丧失辨认或者控制自己行为能力的精神病人的;(二)未成年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法定代理人、辩护人对未成年人认罪认罚有异议的;(三)犯罪嫌疑人、被告人行为不构成犯罪的”等情形,其中未对罪名轻重作出限制规定。根据该办法精神,认罪认罚从宽制度的适用并不局限于轻罪案件,仅明确排除了“未成年人法定代理人、辩护人对未成年人认罪认罚有异议”这一情形。综上,对未成年人重罪案件适用认罪认罚从宽制度,有其正当的法律依据。

二、未成年人重罪案件认罪认罚从宽的适用

用文义解释方法分析,“认罪认罚从宽制度”主要包括三方面内涵,即犯罪嫌疑人、被告人“自愿、如实地供述所犯罪行,对指控的犯罪事实没有异议”、“接受控诉机关提出的处理意见,积极修复破损的社会关系”、“得到实体量刑从宽及程序从简”。以下结合认罪认罚从宽制度的三方面内涵,就该制度在未成年人重罪案件审理中正确把握启动条件、适用范围和幅度标准,制定相关救济程序进行探讨。

(一)认罪认罚从宽的启动

1.未成年人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具有认罪认罚的实质表现。重罪案件中的未成年人客观行为性质往往表现较为严重,在核实其认罪、悔罪态度是否符合认罪认罚从宽的标准时,不仅要通过讯问确认其主观上有认罪、悔罪的意思表示,鼓励其以自我纠错的方式进行深刻检讨,还应关注到被害人的权益需求,考察未成年人是否有实质悔罪的客观行为表现。具体体现在未成年人认识到自己行为后果的严重性后,与监护人主动对被害人受损利益的补偿,以及积极对被害人赔礼道歉、达成和解协议等方面。在侵害人身权益、财产权益方面的重罪案件中,应尊重被害人的诉讼主体地位,可将达成和解协议、获得被害人谅解作为适用认罪认罚从宽制度的准入条件,司法机关在作出适用认罪认罚从宽制度决定后应当及时告知被害人,从而保护诉讼中被害人的合法权益,促进社会关系修复,定纷止争、维护正义。

2.严格证明标准。《刑事诉讼法》规定,提起公诉、作出有罪判决的案件均需达到“犯罪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这一证明标准。有学者认为,在认罪认罚案件中,为追求诉讼效率,实现诉讼经济,在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稳定供述犯罪事实的前提下,可比照速裁程序适当降低证明标准,达到“有关键证据证明被告人实施了被指控的犯罪行为”即可。笔者对以上观点持否定态度,“认罪认罚”是指犯罪嫌疑人、被告人自身对所指控事实在形式上的认可,由于未成年人认知能力及辩护能力尚缺,可能出于对司法程序的畏惧、受到不正当诱导等原因作出有罪供述,如果司法机关不严格审查其供述与客观证据之间的对应关系,依据有罪供述先入为主、从快作出判决,可能察觉不到证据链之间的微小矛盾,导致“疑罪从有”的现象出现,越过底线产生“破窗效应”,原本认罪认罚从宽制度带来的福音将转化为灾难。由于重罪案件量刑较重,错诉、错判的成本相对更高,这一弊端将体现更为明显。为防止冤假错案产生,保护未成年人权益,司法机关对未成年人重罪案件的证据把关应持更加谨慎的态度,全面地收集证据、审查案件。

3.明确适用范围。“重罪”是相对于“轻罪”的概念,张明楷提出:“可以考虑将法定最低刑为3年以上有期徒刑的犯罪称为重罪,其他犯罪则为轻罪”。由于未成年人身心尚未健全,意识、意志发展处于不成熟的阶段,难以对自身行为危害及后果进行准确评估,常出现因“兄弟义气”导致的冲动犯罪,其所犯的“重罪”不同于普通成年人案件,不能简单依据相关罪名的法定刑较重来判断其具有较大的主观恶性、社会危险性,以此对其限制适用从宽制度。比如一些未成年人拦路抢劫,甚至有持刀情节的犯罪,对于未成年人而言,并非为了侵害被害人的人身安全,只是出于自身身体优势上的不足而持械壮胆,性质更接近于“校园强索”,而不是一般意义上的持械抢劫,对该些未成年人,考虑到其可重塑性较强,行为得到矫正的可能性更大,且有回归社会的需要,应依法适用认罪认罚从宽,及时给予未成年人教育、挽救,更容易取得良好的法律效果、社会效果。但同时对于某些犯罪性质极其恶劣、犯罪手段极其残忍、犯罪后果极其严重、人身危险性及案件社会影响极大或者多次实施犯罪行为、有刑事处罚记录的未成年人,应从严把握甚至限制适用认罪认罚从宽,避免因过度宽宥造成放纵犯罪,侵害被害人权益及国家利益。这在国外司法中也是有参考依据的,例如美国即是世界上对少年犯保留处以死刑的国家之一,其有3/4的州保留了死刑,判处青少年死刑最多。另外新西兰、日本、丹麦等国的刑罚体系中,未成年罪犯都可能被判处终身监禁。

(二)从宽幅度

观点认为“在对未成年人实施轻刑化政策的今天,越来越多的法律职业者已经习惯对未成年人做出减轻处罚或者免于处罚,这种所谓的轻刑化政策使得未成年人在犯罪时仿佛穿上了一件防弹衣,使得刑罚变得不疼不痒”按照我国现行法律政策,最高人民法院《常见犯罪的量刑指导意见》已明确了未成年人犯罪从宽处罚的标准。在这一前提下,如果同时对重罪未成年人适用认罪认罚从宽制度,“重叠从宽”会不会突破刑罚底线,导致罪刑失衡,影响刑法的惩戒效果?笔者认为,答案是否定的。无论是从我国现行法律政策还是世界范围内对未成年人犯罪的相关处理规则来看,对未成年人“教育为主、惩罚为辅”的原则均具有普遍适用意义,并没有排除重罪案件中的未成年人。认罪认罚从宽制度是鼓励当事人在程序和实体两个层面配合司法机关处理,换取获得从宽处理的待遇,与刑法政策中对未成年人从轻处理是两个层面上的问题,可以并行不悖。司法机关是通过对其主观恶性、悔罪表现、社会危害性进行综合考量,在全面、充分把握案件事实、情节条件的基础上,决定是否适用认罪认罚从宽制度以及具体量刑,可在最大程度上避免罪责刑不一致,保证个案的客观性、公正性。此外,可以考虑在现有量刑建议幅度的基础上予以适当修正,规定“对于适用认罪认罚从宽制度的重罪未成年人,可根据其的案件情节及考察结果,额外减少基准刑的5%-10%”,从量上限制从宽幅度,给审判人员提供量刑参考,对未成年人重罪案件的处理做到“宽中有严”,达到教育挽救与刑法惩戒间的平衡效果。

(三)救济程序

认罪认罚从宽制度中,当事人认罪认罚的自愿性,对相关权利、义务、后果的知情权是根本。任何人不得被强迫通过自己的陈述证明自己有罪,这是联合国刑事司法准则以及一些国际公约确定的一项基本原则,其核心要旨在于尊重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供述的自愿性。在司法实践中,受未成年人心智发育尚未健全等介入因素影响,不可能完全避免犯罪嫌疑人、被告人“非自愿认罪认罚”的情况出现,如此时仍罔顾其真实的意思表示作出判决,会严重损害当事人的权益。重罪案件的处理关乎到被告人、犯罪嫌疑人的自由权、生命权等重大权益。因此在未成年人重罪案件的办理中,司法应更为审慎,完善救济程序,设置合理的退出机制,赋予未成年人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及其代理人撤回权。在一审判决生效前,以上诉讼参与人在发现所作认罪供述违背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个人意愿,或是对认罪认罚的适用程序、后果有异议,均可提出撤回。如果诉讼参与人行使撤回权得到确认,认罪认罚具结书自动失效,认罪认罚程序终止,案件审理按照普通程序继续进行。同时,如果司法机关在审理案件过程中发现认罪认罚可能存在非自愿情形的,应当调查核实,并提醒相关诉讼参与人有权撤回。

三、未成年人重罪案件认罪认罚从宽的配套制度完善

(一)确立连续辩护制度。司法实践中,公安机关在侦查阶段及检察院在公诉阶段均会发函给司法局,为没有聘请律师的未成年人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提供法律援助。然而,“逐利性”导致部分律师在受到公安机关委托指派后仅进行一次简单的会见,而后向当事人或家属提出进一步“服务收费”,如未果就此简单回复公安机关了事。到公诉、审判阶段时,检察院委托指派的法援律师另换他人,通常只在庭审时出现,在没有经过阅卷及调查取证,对案件没有全面掌握的情况下仅配合完成基本庭审工作,草草结束服务。未成年人重罪案件认罪认罚从宽的实施中,提供法律援助是确保认罪认罚自愿性的重要途径。现行的辩护人分阶段负责制中,辩护律师责任心不足,多为完成任务敷衍了事,甚至出现在检察机关在认罪认罚阶段主动听取指派法援律师意见时,辩护人以太麻烦为名拒绝提交的情况。与此同时,制约机制的缺失导致法律援助往往流于形式,没有达到指定辩护的实质效果。在未成年人重罪案件的法律援助中,应参考美国的辩诉交易实践,确立连续辩护制度。首先,要求公安机关在采取强制措施后3日内将《提供法律通知书》送达司法局,司法局应当在收到通知书3日内指派法援律师,法援律师应当保证至少在批捕阶段结束前进行一次会见并向检察院提交法律意见,以保障未成年人在批捕阶段的合法权益。其次,法援律师作为具有专业知识的援助者,是未成年人辩护权的有效补充,其职责不仅是提供法律知识的咨询帮助,更应当在认罪认罚从宽制度的适用过程中承担起辩护人的责任,从强制措施开始之日起尽快介入、全程跟进案件,在供述及审判阶段依法进行阅卷、会见、取证,全面掌握案件信息,充分告知当事人认罪认罚的法律后果,代表当事人与控方“对抗博弈”,避免未成年人在非自愿状态下放弃辩护权,防止错判、争取轻判。最后,建立相应的服务反馈机制,司法局应当定时主动、积极地听取被援助人、公安机关、检察院、法院等对每个阶段法援服务的意见及建议,对怠于服务,可能造成当事人权益受损的律师实行惩戒,保障认罪认罚从宽制度中法援服务的质量及有效性。

(二)建立事后监督机制。适用认罪认罚从宽制度后,必然会带来从宽处理的法律后果。在重罪案件中,如果没有严格的事后监督机制,当未成年人出于博弈减刑目的做出虚假认罪认罚供述及行为的情况出现时,简单“从宽处罚”的处理结果反而会导致无法树立未成年人对法律的敬畏之心,使其产生侥幸心理,更加肆无忌惮,在回归社会后犯下更严重的罪行,认罪认罚从宽就失去预防犯罪的意义。由于重罪案件中的未成年人的被矫正难度要明显高于轻罪案件中的未成年人,司法机关适用认罪认罚从宽制度后,不可简单“案结事了”,以判决作为工作的终点。应当在羁押期间及回归社会后的一段时间内对未成年人设置考察期,参考附条件不起诉制度,定期对其进行跟踪、帮教,适时引入心理辅导,掌握、监督其行为动态,帮助其有效回归社会,防止二次犯罪发生。

 

【参考文献】

一、张明楷:《刑法学》,法律出版社2016年版。

二、赵俊:《少年刑法比较总论》,法律出版社2012年版。

三、陈光中:《辩诉交易在中国》,中国检察出版社2003年版。

四、朱孝清:“认罪认罚从宽制度的几个问题”,《法治研究》2016年第5期。

五、裴昱未成年人再犯罪化问题初探”,《山西政法干部管理学院学报》2010年第1期。

六、高翼飞,高爽:“重复性供述的排除规则和对翻供的审查”,《人民司法(案例)》2016年第35期。

七、王敏远:“认罪认罚从宽制度疑难问题研究”,《中国法学》2017年第1期。

八、“国家统计局:未成年人犯罪率持续降低”,http://society.people.com.cn/n1/2017/1027/c1008-29613194.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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