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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罪案件认罪认罚从宽中被告人的权利保障

更新时间:2018-06-06

 

重罪案件认罪认罚从宽中被告人的权利保障


 

内容摘要:认罪认罚从宽制度的出台紧随着刑事速裁程序的脚步,“适用于轻微刑事案件,提高诉讼效率”的目的是显而易见的,在此背景下,能否将认罪认罚从宽制度拓宽、延伸至重罪案件中适用?如若适用,如何充分保护重罪被告人的诉讼权利?案件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的标准以及被告人自愿、真实认罪认罚,在此之上,还应充分保护重罪被告人量刑从宽的幅度。

 

关键字:认罪认罚从宽   被告人  

 

认罪认罚从宽制度是依附于刑法宽严相济刑事政策的一项制度是我国对认罪、悔罪的被告人进行从轻、从宽处理的程序。认罪认罚从宽制度的出台,结合了刑事速裁程序的背景,自试点以来,认罪认罚从宽制度的工作重点放在判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刑罚的案件以及民间矛盾激化引发的案件上”,以提高诉讼效率,解决当前轻微刑事案件量大、司法资源紧张的问题。那么,在此背景下,在重罪中认罪认罚从宽制度是否还有发展的空间?广州身处经济繁荣地区、大案、要案频发,认罪认罚从宽制度能否当然适用于重罪案件,加快案件流转?在重罪案件中适用认罪认罚从宽制度,应该如何充分保障被告人的诉讼权利?

2018年3月7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参加广东代表团审议时,充分肯定党的十八大以来广东工作,并要求广东的同志们以更新更大作为实现“四个走在全国前列”,即在构建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机制体制、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形成全面开放新格局、营造共建共治共享社会治理格局走在全国前列。广州作为广东省会城市和国家重要中心城市,包括检察工作在内的各项工作更应该走在全省、全国前列,这是广州检察工作发展迎来的重要机遇,同时也对广州检察工作提出了更高的标准和要求。

 

一、重罪案件认罪认罚从宽制度的探索适用

从《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在部分地区开展刑事案件认罪认罚从宽制度试点工作情况的中期报告》可知,试点法院、检察院将工作重点放在判处三年有期徒刑以下刑罚的案件以及民间矛盾激化引发的案件上从试点改革的意图看,“认罪认罚从宽”将在全部案件的诉讼程序中加以贯彻。在案件范围上,除基层法院审理的案件以外,中级法院审理的重大刑事案件也不例外;在诉讼程序类型上,除现行的简易程序和速裁程序以外,普通程序也不例外,只要被告人“认罪认罚”,法院就应予以宽大处理刑事诉讼中的认罪认罚从宽,无论是对于公检法这样的职能部门,还是对于被刑事追诉之人或是被害人,都是普遍需要的,并不受判处年以下有期徒刑的案件范围所限

认罪认罚从宽制度本身并未排除对重罪案件的适用,换言之,并未禁止各地司法机关在重罪案件中探索适用认罪认罚从宽制度。结合广州地区案多人少、大案、要案频发的的司法实际,在重罪案件中适用认罪认罚从宽制度具有一定的现实基础。同时,由于广州各区的看守所关押量常年趋近饱和,重罪案件适用认罪认罚从宽制度,加快重罪案件的流转,对判决生效的罪犯及时移交监狱服刑,对于及时疏解看守所关押量、预防看守所安全隐患也大有裨益。

 

二、被告人的权利保障

(一)普通程序被告人的权利保障

普通刑事诉讼程序中,被告人的权利有一整套的《刑法》、《刑事诉讼法》、《人民检察院刑事诉讼规则(试行)》等规章制度予以保障。“刑法是犯罪人的大宪章”,“罪刑相适应原则”、“疑罪从无原则”等为被告人免受错误的追究筑牢了司法防线同时,普通程序案件被告人享有完整的辩护权,可在侦查、审查起诉、庭审阶段等各个司法环节做罪轻或者无罪辩护;可对检察机关的指控罪名、事实与证据提出自己的质疑;可对法院的判决结果不服提出上诉等诉讼权利。

(二)认罪认罚从宽制度中被告人权利保障

认罪认罚从宽制度,压缩了诉讼程序,被告人放弃了辩护与质证的权利,某个层面,甚至期望被告人放弃上诉权。因此,适用认罪认罚主要考虑保障被告人的辩护权与上诉权。对于重罪案件,判处的刑罚都在五年有期徒刑以上,重至无期徒刑、死刑,量刑的幅度大,刑种多。因此,以人之常识判断,重罪案件的被告人,适用认罪认罚从宽制度,如若“从宽”幅度达不到心里预期,被告人愈发不会轻易放弃自我辩解以及上诉的机会。

1.保障被告人辩护权

认罪认罚从宽制度的试点工作要求保障犯罪嫌疑人、刑事被告人的辩护权和其他诉讼权利”。除被告人自我辩护以及聘请律师代为辩护外,目前已经公布的改革方案主要是通过完善法律援助制度以及值班律师制度来解决。然而,值班律师对被告人的帮助只是临时性的救急措施,并非长久之计。对于重大刑事案件,我国刑事诉讼法第34条明确规定:“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可能被判处无期徒刑、死刑,没有委托辩护人的,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和公安机关应当通知法律援助机构指派律师为其提供辩护”。也就是说,在无期徒刑以上的重罪案件中,律师帮助权是不可或缺的。因此,应当逐步完善其他重罪案件适用认罪认罚从宽制度时的法律援助制度,使之都能获得合适的法律援助,保障其辩护权

2.保障被告人的上诉权

“认罪认罚制度包括了两个方面的条件:认罪以及认罚。这两个条件是并列的,即被告人要认罪,也要认罚” 被告人“认罚”是否意味着排斥被告人的上诉权?二审终审制是我国刑事诉讼法律确定下来的制度,上诉权是被告人的法定权利,认罪认罚从宽制度并不当然的限制被告人的上诉权。因此,司法实践中,有地区出现了案件认罪认罚制度适用率高,案件上诉率也高的现象。一方面,“上诉不加刑”的保障,使得很多被告人不愿意放弃任何一个早日脱离监管的机会,致自己签署过的认罪认罚协议于不顾;另一方面,上诉权是法定权利,不因适用认罪认罚而受限制,司法机关并不能因被告人不遵守认罪认罚协议而致“法定上诉权”于不顾。在这种司法实践下,司法机关认罪认罚从宽制度适用率高的正面效应积极宣传,却忽略了司法资源浪费、诉讼效率并未提高的现象。可以说,仅仅是案件数据上的“认罪认罚”,并未达到认罪认罚从宽制度的初衷。对于重罪案件,由于判处的刑罚重,经上诉改判后刑期绝对值的变化也较大,被告人轻易不会放弃上诉权。如何处理被告人上诉权与“认罚”的矛盾,亦将成为难题。因此,如何提高认罪认罚协议的效力,以及对被告人契约精神的普及成为重点。

3.保障重罪案件被告人量刑从宽幅度

认罪认罚从宽制度的功能之一,在于通过“从宽”这种激励机制,来鼓励被告人承认犯罪事实、主动交代犯罪线索,从而使得侦查机关能够按图索骥不需要采用大范围摸排、拼命查找相关线索等破案方法,而是直截了当就能查明案件事实,固定案件证据,大大提升了办案效率。然而,刑事诉讼实践中的诸多案例表明,法定从宽幅度相对于重罪案件刑事被告人的认罪认罚来说,从宽幅度有时显得“太小”,由此还会发生“坦白从宽,牢底坐穿”等后果,所谓的如实供述能够获得的“从轻”,因此并无“吸引力”。如今,非法证据排除制度、不得强迫自证其罪等规定,对被刑事追诉之人的权利提供了强力保护。因此,若无足够从宽的“吸引力”,被告人自愿供述罪行并提供其他相关证据的线索,在重罪案件中将越来越困难

因此,在重罪案件中适用认罪认罚从宽,公诉机关应当审慎审查被告人自首、坦白、提供关键物证线索、定罪量刑证据的情节。在 “先供后证”的情形下,侦查机关根据被告人的供述、指认直接提取到隐蔽性很强的客观性证据,建立起被告人与隐蔽性客观证据间的关联,认定重要的案件事实。此类犯罪在侦查阶段虽未适用认罪认罚,但在侦查阶段为侦查人员指明了方向,节约了侦查资源,达到了提高诉讼效率的目的。对于此类案件,公诉部门在向法院提出量刑建议时,予以充分考量和论证说明,为重罪案件被告争取最大“从宽”幅度,真正构建宽严相济、区别对待、繁简分流的多层次刑事诉讼模式。

 

四、 重罪案件适用认罪认罚从宽制度的要求

(一)案件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

认罪认罚从宽制度提高诉讼效率的途径不应是降低证据标准,而是简化诉讼程序。换言之,即使犯罪嫌疑人、被告人认罪认罚,对其定罪量刑的依据仍然要达到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不允许司法机关借认罪认罚之名,依此减轻或降低检察机关的证明责任”。换言之,案件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是任何一个刑事案件的指控标准,不因其使用何种诉讼程序、何种刑事制度而有所降低,检察机关在指控犯罪的过程中,仍然负全部的证明责任。

重罪案件是否具备认罪认罚从宽的基础,其实在案发初期就已经奠定。对于“因日常矛盾纠纷引起”、被告人自首、现场等待抓捕、积极赔偿受害方谅解、以及原始证据完备无重大瑕疵(经办人喜闻乐见的“完美案件”、现场物证、监控、指纹等客观证据齐全)的案件,可以着重挑选此类案件适用认罪认罚从宽制度。此类案件一般证据方面无需依靠口供,客观证据足以证实整个案情,通过此类严格的证据标准挑选,降低了辩诉交易的嫌疑,以及“不得强迫被告人证明自己有罪”的风险。

(二)被告人真实、自愿认罪认罚

由于认罪认罚案件简化了诉讼程序,一定程度上剥夺了被告人的辩护权与质证权以换取更轻的刑罚,因此,真实、自愿的认罪认罚显得尤为重要。审查起诉阶段以及审判阶段都要着重考察被告人认罪认罚的真实性、自愿性。一旦发现存在违背被告人意愿或威胁、欺骗、非法取证等行为,或者被告人自发的反悔,对自己的认罪或者认罚产生悔意,不愿意承认罪行或者不愿意接受判处的刑罚,都应中止认罪认罚从宽制度的适用。应加强认罪认罚“自愿性”的客观评价,及时进行风险防范

(三)限制适用阶段

文章标题“被告人权利保障”已经将重罪案件认罪认罚从宽制度的适用阶段,限定在审查起诉阶段和审判阶段。本文作者认为,这是十分正确的,尊重了侦查机关的取证专业性,不混淆其工作重心,也避免了以减轻刑罚变相诱供有罪供述的嫌疑。侦查机关以抓捕犯人、寻找定罪证据作为目标,更擅长把罪犯绳之以法。如若侦查机关一方面抓捕罪犯寻找证据、一方面考虑适用认罪认罚减轻刑罚,彼此矛盾的工作方向不利于侦查工作的顺利开展,也有违侦查机关的机构属性,容易模糊自身定性。因此,重罪案件被告人可以在审判阶段既“认罪”又“认罚”,也可以在审前阶段先“认罪”在审判阶段中再“认罚”。公诉机关在案件起诉审查时,对被告人承认犯罪事实、主动交代犯罪线索,提高了侦查机关效率的行为,认定为审前阶段“认罪”,量刑建议时予以充分考量。

 

五、重罪案件适用认罪认罚的目的以及实践中存在的问题

(一)重罪案件适用认罪认罚从宽的目的

重罪案件,由于其天然的重大性及复杂性,在侦查阶段、审查起诉阶段以及审判阶段都花费了大量的司法资源,尤其在当前诉讼活动仍然以书面审查为主,控辩双方的交锋少,公诉人庭上指控能力差强人意,律师当庭辩护意见不被重视,法官要求庭后提交书面辩护词的“走过场庭审”仍然不少的情况下,一个诉讼活动90%的工作量已经在庭下已经完成,通过开庭扭转案件形势的少之又少。通过认罪认罚来压缩最后的庭审阶段的程序,其实并未有效减少司法机关工作量,但是,仍然在探索重罪案件中适用认罪认罚从宽制度,笔者认为,更多的是希望被告人真诚认罪、赔礼道歉,案结事了,取得良好的司法效果与社会效果,也更有利于被告人之后回归社会。一个在监仓中诚恳悔罪、积极改造,期盼早日回归社会的罪犯比满腹怨念,认为司法不公的罪犯更好管理,也减少了监狱中再次故意犯罪的可能性。

(二)司法实践中存在的问题

实际操作中,在当前认罪认罚从宽的试点情形下,相比适用普通程序案件,检察机关在重罪案件中适用认罪认罚从宽的工作量会加大。有实务部门的同志提出,标准不降,一律采用传统的严格证明的模式和方法,诉讼效率难以提高,“案多人少”的矛盾仍然解决不了。公诉部门的同志反映,法官庭审程序简化了,但证据审查、举证责任、证明过程前移,公诉审查要严格把关,检察机关的负担越来越重”比如说,虽然不要求公诉部门制作审查终结报告,但认罪认罚从宽案件需要与公安、法院、以及被告人辩护律师、被害人等多方沟通协调,隐形工作量增加;另外,还需增加制作具结书、证据开示等认罪认罚方面的文书。重罪案件适用认罪认罚从宽并不会提高检察机关的工作效率,帮助消化存案。因此,经办检察官主动适用的积极性并不高。另外一方面,作为重罪案件,在对证据的严格标准之下,除了原始证据完备、证据瑕疵少的“完美案件”,一般重罪案件在侦查阶段以及审查起诉阶段都会用尽办案期限,在法院的审限中同样如此。因此一般在重罪案件中适用认罪认罚从宽,节约诉讼资源、提高司法效率的目的并不能很好地得以实现。因此,对重罪案件适用认罪认罚予以不应普遍提倡,起码不能像轻微刑事案件一样大面积适用,以此来避免矫枉过正。

(三)建议

认罪认罚从宽制度在两年试点期间,合理配置司法资源,提高办理刑事案件的质量与效率。在此背景下,探索认罪认罚从宽制度在重罪案件中适用是可行的,作为制度,提前预测制度在推行的过程中可能出现的问题,以及预案准备也是非常必要的。笔者认为对于重罪案件适用认罪认罚,坚持“案件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被告人自愿、真实认罪认罚”的前提条件下,着重保障被告人的辩护权与量刑从宽幅度,进一步凸显被告人认罪认罚后量刑的程序独立性和重要性,在量刑阶段也应当贯彻证据裁判原则。建议对可能判处徒刑以上刑罚的认罪认罚案件纳入法律援助范围,考虑设立认罪认罚案件的上诉审查程序;尊重和保障被告人的选择权和反悔权,建立有效救济制度与倒回机制,维护被告人应有的权益。                          

“四个走在全国前列”既是广东的新使命,也是广东的新机遇,广州作为省会城市和国家重要中心程序,包括检察工作在内的各项工作更应该走在全省、全国前列。面对新嘱托、新征程,检察工作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凝心聚力,再创广州检察事业的新格局。

 

参考文献:

一、 樊崇义,李思远:认罪认罚从宽制度的理论反思与改革前瞻”,《华东政法大学学报》

二、 王敏远:“完善刑事诉讼中的认罪认罚从宽制度疑难问题研究”,《中国法学》,2017年第1期。

三、 张磊:“认罪认罚从宽制度应当较好地兼顾公正与效率”,2016年。

四、 陈卫东:“认罪认罚从宽制度研究”,载《中国法学》2016年第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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