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前位置: 首页>实务调研

天河区人民检察院“五个结合”深入推进认罪认罚从宽制度试点,破解工作“四大难题”

更新时间:2018-01-15

最高人民检察院2015年修订发布的《关于深化检察改革的意见》提出“推进完善认罪认罚从宽制度,2016年,全国人大常委会《关于授权在部分地区开展刑事案件认罪认罚从宽制度试点工作的决定(草案)》(下称《授权决定》)授权包括广州在内的18个城市开展认罪认罚从宽制度的试点工作,在此期间,我院结合工作实际,先期深入探讨检察机关公诉环节认罪认罚从宽制度的具体适用和程序完善,推进公诉环节认罪认罚从宽制度的法定化和规范化,在此过程中,我院公诉部门以“五个结合”扎实推进试点,以破解在理论上和实践中存在的四大突出难题。据不完全统计,2017年1至9月,除了采取速裁程序、简易程序等广义上的认罪认罚从宽程序处理案件706件外,我院稳步推进试点,采取认罪认罚从宽协商机制有效处理了疑难、复杂案件11件13人,取得较好的试点效果。

一、深入总结认罪认罚从宽制度存在“四大难题”:

(一)如何实现真正认罪认罚前提下实体、程序上的“从宽”。无论是最高人民检察院的《关于深化检察改革的意见》还是近期出台的《授权决定》都没有对于认罪认罚如何“从宽”做出明确规定,对自愿认罪认罚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从宽”评价中缺乏统一协调的实体和程序机制,在实践中,即使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主动认罪,也不必然获得案件速审速决在程序上的效率收益和轻罪轻处理的实体收益,因此,如何真正落实对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从宽”,例如在实体上,是否可以对犯罪嫌疑人做出相对不起诉或书面量刑建议从轻处罚;在程序上,如何通过程序设计,区别认罪与不认罪案件的分流,快速处理,尽快结束犯罪嫌疑人在刑事诉讼过程中的不确定状态,减少不必要的羁押和诉讼延迟,真正节约司法成本,提高司法效率。成为试点工作的最大难题。

(二)如何杜绝试点中的司法腐败、“花钱买刑”问题。认罪认罚从宽机制给予当事人和检察机关进行认罪协商的途径,但如果没有很好的监督机制,容易发生花钱买刑等新的司法腐败、司法不公问题。实践中,一些检察机关采用了一些监督方式如要求检察机关两人以上同当事人进行协商或全程同步录音录像。但在花钱买刑的情况下,行为人与检察机关成为利益共同体,协商过程及录音录像的现有监督方式不能完全排除司法腐败的可能性。如何在协商中充分发挥被害人一方的作用,让被害人一方充当部分监督者的角色,在最大程度上减少司法腐败,也是当前试点的一大难题。

(三)如何通过认罪认罚从宽制度实现繁简分流,为公诉提速。刑事诉讼应当遵循严格而慎重的程序,这是现代法治的必要要求,但在犯罪日益上升的今天,在追求司法公正价值取向,程序日趋复杂化的同时,如何更加关注诉讼效率价值,如何通过速裁程序、简易程序、认罪认罚从宽特别程序分流处理案件,简化案件程序,如何真正发挥在程序上的繁简分流,从而在诉讼效率上实现提速和加速效果。如何真正节约诉讼资源,避免程序设置繁琐,反而增加公诉人工作负担,降低效率。

(四)如何通过认罪认罚从宽制度真正促使诉辩双方协商和解。如何通过当事人双方和解,减少社会对抗,真正修复社会关系。有效促使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切实认罪悔罪,减少回归社会后再犯的可能性,以产生积极的法律效果和社会效果。如何发挥教育转化功能,通过鼓励促使更多的犯罪人认罪服法,转消极因素为积极因素。

二、针对上述问题,我院先行先试,通过“五个结合”探索认罪认罚从宽新路径。

(一)与相对不起诉听证制度相结合。

2009年起,我院开始对相对不起诉案件实行公开听证,并逐步扩大在疑难复杂和社会影响较大的案件办理过程中适用听证程序的范围。在此过程中,我院试点将认罪认罚从宽制度与相对不起诉制度相结合。主要做法在于,对于部分对于情节较轻的犯罪嫌疑人,在认罪认罚,真诚悔罪获得谅解的基础上,拟做出相对不起诉前,组织举行公开听证会,邀请与案件无利害关系的人大代表、政协委员、人民监督员、特约检察员、人民调解员以及法学专家、律师等其他社会人员参加听证并表决。纪检监察部门派员全程参与听证会的组织、听证和评议工作,开展同步监督,通过发挥听证员的监督职能,增加认罪认罚从宽制度试点的透明度。如孙某某、黄某某等五人寻衅滋事一案,其中三名犯罪嫌疑人为未成年人且为在校学生,参与寻衅滋事导致两名被害人受轻微伤、轻伤。本院受理后,考虑到三名未成年人犯罪嫌疑人主动认罪,且在作案过程中作用较轻,案发后犯罪嫌疑人家长亦积极赔偿被害人获得谅解,故邀请听证员,要求犯罪嫌疑人家长、辩护人、被害人及其法定代理人到场,召开听证会,听证过程中,案件承办人充分阐明拟处理决定的事实、证据和法律依据,听证员就案件焦点问题提出质询并发表意见,就案件焦点问题向办案人员、当事人、辩护人等参与人员提出询问,最终听证员的一致同意对三名未成年人犯罪嫌疑人做出“从宽”的相对不起诉处理。  

(二)与动态书面量刑建议制度相结合。

为深入推进全国人大常委会《关于授权在部分地区开展刑事案件认罪认罚从宽制度试点工作的决定(草案)》精神,我院专门对我院《书面量刑建议实施细则》进行修改,实现认罪认罚从宽制度与动态书面量刑建议的有机结合,以有效促使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切实认罪悔罪,化解社会矛盾。修改后的《细则》规定,经办人为促使认罪认罚、繁简分流,对案件事实清楚,证据基本充分的,承办检察官可以从教育挽救被告人、化解社会矛盾的角度出发,与犯罪嫌疑人协商,在犯罪嫌疑人自愿认罪,真诚悔过,并支付赔偿或者退赃,获得被害人谅解的情况下,提出从轻处罚的量刑建议,尤其对于犯罪嫌疑人认罪态度在审查起诉阶段发生变化,拒不认罪的;在审查起诉阶段尚未达成和解的;犯罪嫌疑人有实际赔偿、退赃能力而尚未赔偿、退赃的。同时,《细则》规定,提出认罪认罚从轻书面量刑建议前,应当听取辩护人、被害人及其代理人的意见,并由犯罪嫌疑人自愿签署《认罪声明》。通过动态量刑建议,我院有效促使一批犯罪嫌疑人主动认罪并自愿赔偿争取从轻处罚。如潘某某假冒注册商标一案,犯罪嫌疑人原来基本稳定认罪,但在本院讯问时翻供不认罪,导致证据存在一定缺失,在此情况下,我院运用动态量刑建议制度,与其协商认罪,在其自愿认罪签署认罪声明后,向法院发出明确的建议从轻处理的量刑建议,有效解决案件并节约司法资源。

(三)与我院规模化远程讯问制度相结合。

我院公诉部门结合高清视频会议系统和同步录音录像平台,通过检察专线网络实现远程提讯、远程监控、同步录音录像、查询回访等功能,既满足了公诉部门提讯要求,又能实现讯问的同步录音录像功能,通过远程打印机等设备保证了讯问笔录的规范和清晰。科领导及主管检察长采取现场监督及随机抽查回放录像的形式对经办人是否规范依法讯问进行事中监督和事后监督。利用同步录像功能,公诉部门有效的实现了对经办人与犯罪嫌疑人进行法制教育促使认罪的动态监督,同时也利用高新技术实现对犯罪嫌疑人自愿认罪认罚过程的同步录像。

(四)与听取辩护人、法律援助律师制度相结合。

面对公权力机关的强势,如何保障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正当权利不受损害,保证其认罪的自愿性和真实性,是认罪认罚从宽制度试点必须考虑的问题。很重要的一点就是保障其辩护权的行使,通过充分发挥辩护律师的作用,为其提供高质量的法律帮助,由律师向犯罪嫌疑人、被告人解释认罪认罚的含义和法律后果,是否同意检察机关的定罪意见、处理意见和量刑建议。由于我国目前的刑事辩护率还不够高,必须建立完善相应的配套制度。借鉴刑事速裁制度的经验,我院一方面建立权利告知制度,制作专门的权利告知书,将认罪认罚从宽的内容和选择进行简易程序审理的法律后果一并加以列明,充分告知犯罪嫌疑人即将获得的起诉事实、罪名和适用法条,保障其知情权,保障其充分考虑和权衡。另一方面完善主动听取辩护人意见制度和律师在场制度以及辩护人主动认罪认罚申请程序,制度规定在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同意的前提下,辩护人可以代为主动向检察机关提出认罪认罚协商申请。通过引入律师在场制度,避免犯罪嫌疑人错误认罪或被迫、被诱导认罪,维护司法的公平正义。如在被告人李某侵犯商业秘密案一案当中,由于被告人在庭审中翻供,导致证据发生一定变化,我院再次讯问被告人李某,并约请其辩护人在场,当面告知李松认罪可以获得的必然从轻处罚法律后果,并由其咨询辩护人听取意见,最终双发达成认罪认罚协商意见,同时,我院亦在征求被害单位诉讼代理人意见后,由我院建议法院从轻处罚,有效避免了案件补充侦查等诉讼拖沓。

近期,我院拟邀请辖区内多家知名律师事务所,准备在我院召开认罪认罚从宽律师介入制度研讨会,就辩护人介入认罪认罚从宽协商问题进行深入研讨,以进一步完善制度。

(五)与听取被害人意见促进刑事和解工作相结合。

我院注重将认罪认罚从宽制度与刑事和解工作向结合,敦促刑事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向被害人赔礼道歉,退赃退赔,赔偿损失,保障被害人尽早获得损害赔偿和心理安抚,有效地减轻诉累,及时化解矛盾,修复社会关系。在案件处理过程中,将被害人是否获得赔偿,是否真正谅解犯罪嫌疑人作为重要参考因素。充分听取被害人的意见,并允许被害人提出异议。重点审查是否取得被害人谅解,是否达成和解协议,赔偿金是否真正给付到位,既是对被害人利益的充分尊重,也有利于防止花钱买刑,更有利于平息被害人情绪,避免缠诉缠访问题的发生。如在一宗市场管理人员与商贩互殴致双方轻伤案中,当事人一方陈某为农贸市场城管员,张某某等人为市场档口经营者,双方因市场管理中的琐事发生冲突,导致双方均受轻伤并被以故意伤害罪移送审查起诉。我院邀请高校法律专家、街道代表作为听证员召开听证会,促使双方真诚悔过,相互赔礼道歉。听证员认真听取各方意见后,一致同意对双方均作不起诉决定的意见,成功化解社会矛盾。


返回

实务调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