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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论我国未成年人暂缓起诉制度的完善

更新时间:2018-07-20

未成年人犯罪正呈现逐年增加和犯罪低龄化的趋势,世界各国正寻求切实有效的改善措施,旨在最大限度地预防和矫正未成年人犯罪。为了挽救、教育犯罪的未成年人,我国各地检察机关在上世纪九十年代中期,结合帮教机构的功能,建立了青少年帮教基地,对罪刑较轻的未成年人着重进行考察。目前,我国未成年人暂缓起诉制度仍存在许多问题。


一、我国实践中适用未成年人暂缓起诉制度存在的问题


(一)案件适用范围较窄

《刑事诉讼法》第271条对未成年人附条件不起诉制度进行了明确规定,是指对于未成年人涉嫌侵犯人身权利、侵犯财产、妨害社会管理秩序犯罪,则有可能判处一年有期徒刑以下的刑罚,符合起诉条件的未成年犯罪嫌疑人,人民检察院则可酌情根据他们的悔罪表现作出附条件不起诉的决定。

在我国目前的实践中,该制度存在着案件适用范围较窄的问题。虽然将具有特别严重社会危害性的犯罪进行了合理的排除,但同样按照规定可判断得知,可能判处一年有期徒刑以下刑罚的犯罪类型并不多,犯罪种类和情节适用范围均需要加以明确,需要进一步完善补充规定。从犯罪种类分析,与规定中限定的犯罪类型相近的,同样属于犯罪危害程度相差不大的其他犯罪类型并未被纳入范围内,凸显该制度适用范围过窄,缺少完备性。从犯罪情节分析,犯罪情节作为决定犯罪未成年人是否适用暂缓起诉的重要参考因素。缺少具体可执行的情节,不利于检察人员适用规则,极易导致暂缓起诉权利的滥用。

(二)附加条件不明确

未成年人附条件不起诉制度的适用条件为:判处一年有期徒刑以下刑罚、符合起诉条件和具有悔罪表现。这项规定缺乏明确性的执行规范,没有明确实际性的内容。

在司法实践中,将附加条件限制在“一年有期徒刑以下的刑罚”,极易导致新设制度的意义失去实际意义。对于怎样具体去把握“刑罚是判处一年有期徒刑以下”,存在较大的困惑和争议。附加条件设置为“有悔罪表现”,目的显然是保护对未成年犯罪嫌疑人,但没有充分考虑到受害人的利害关系,应当结合被害人的主观因素,如已尽最大努力取得当事人的谅解等情节。

笔者认为,“有悔罪表现”,规定未免过于笼统,缺少带有实际性的内容,导致实际操作时,检察人员随意下不起诉的决定。为求得“不起诉”的结果,未成年犯罪嫌疑人可以伪造“悔改表现”,但检察人员只能在短时间内根据其表观情况作出相应的判断,反之可能为未成年犯罪嫌疑人提供条件和便利逃脱法律的处罚。根据现有的司法实践成果分析,不少犯罪嫌疑人在归案后表现出一副痛改前非的样子,随后获得了轻判,但是在刑满释放后竟再犯,这种现象已屡见不鲜。

(三)实施主体单一

未成年人案件在司法实践活动中,涉及到司法机关、当事人及未成年人监护人等综合因素,但是根据目前已有的规定,决定是否对未成年人适用附条件不起诉的权利只有人民检察院可以行使,范围因而显得更为狭小。缺少有效的权利制约,权利独大,行使权过于集中,极易导致检察机关操作不当,误用职权侵害未成年人人身权利、民主权利,又因无设立多层次的回转机制,更没有作出相应司法解释追加辅助作出决定的司法机关,极易导致不良的社会影响,增加社会的不稳定因素。

(四)监督制约机制缺失

自上世纪90年代起,从审查起诉阶段我国一些基层检察院开始试行附条件不起诉的做法,但在实践中依旧存在不少的问题,如多个地方试行的附条件不起诉制度在监督制约机制上存在缺失。对未成年犯罪嫌疑人实行非刑罚化处理是目前国际社会刑事发展的趋向。但是纵观我国现有法律规定,仍旧缺乏非刑罚处理的方法和途径。在诉讼实践中,检察机关缺少对未成年人司法保护的有效措施,没有建立健全未成年人暂缓起诉制度的制约措施,对各国各地区成功经验的基础上缺少借鉴,也不曾针对未成年人暂缓起诉制度的完善开展有效的推广。

时至今日,未成年人暂缓起诉制度在全国的实施仍需加大力度,坚实地踏出每一步。在司法实践中,对犯罪嫌疑人适用暂缓起诉的时候均设立条件,如考验期,期间的表现将作为依据,作出诉或不诉的决定。而未成年人适用暂缓起诉制度,需要从检察机关的自由裁量权进行约束,缺乏相应的监督制约机制,极易沦为司法权力滥用的工具,与原定“教育、矫正”或附条件不起诉的目的南辕北辙。

(五)考察帮教体系不健全

目前,其他国家或地区已逐步完善关于未成年人犯罪预防和矫正的帮教体系,实践活动上更为注重对未成年人犯罪的权益保护和司法矫正,诸如非刑罪化的认定、刑罚的非监禁化和非刑罚化的矫正等方面都有具体且可行的方案,均能确切地施行,落实对未成年人的合法权益保护。相比之下,我国未成年人考察帮教体系不健全,具体表现在:

1.缺乏专门的未成年人考察帮教机构。目前我国未成年人考察帮教机构不够齐备,缺少诸如教育机构、社会团体等长期合作的帮教基地。部分属于外来人员的未成年人,由于没有学习改造的机会导致无法落实考察帮教措施,面临案发后藏匿、转学、失学等可能,一旦失去联系后就无法落实考察帮教工作。由于我国并没有明确要求教育机构、社会团体等组织机构开展考察帮教工作,因而全面开展考察帮教工作存在一定的难度,如:制度制约规范。缺少制度制约规范,将影响了帮教考察的质量,不利于对犯罪未成年人的教育与矫正。

2.对犯罪未成年人监护人缺少明确的法定义务。犯罪未成年人的所处环境是导致其犯罪的关键因素,未成年人的性格的形成和反社会行为,必然与家庭环境相关,那么家庭教育的重要性自然就不言而喻。但是立足我国目前的考察帮教措施,却没有涉及到对未成年人监护人,考察帮教缺少了家庭环境的监督管理必然事倍功半。

3.检察机关承担过多的考察帮教任务。在某些考察帮教工作做得较为先进的地区,存在着繁杂的未成年人或在校学生的考察帮教工作,但这些地方的检察人员必须事事亲力亲为,包括诉讼前期工作与帮教时各方的协调工作、征求各方建议、筹备各项帮教工作、完成考察数据报告研究等大量工作,耗费了极大的精力,甚至应接不暇,影响最终的考察帮教效果。

二、完善我国未成年人暂缓起诉制度的若干建议

(一)适当扩大案件适用范围

不论何种类型的犯罪,只要能符合“轻度和中度以下的犯罪”、“危害性不大”,都应当根据实际情况拟定适用暂缓起诉制度。参照美国的做法,将未成年人作为适用对象的暂缓起诉案件,通常是未成年人犯罪和吸食毒品类的犯罪,并对案件类型做出了细节要求。根据我国的刑法规定,可适当扩大案件适用范围,对于可能判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管制、单处、并处罚金的案件,亦应当属于暂缓起诉制度的范畴。特别是与目前限定的犯罪类型相近的,同样属于犯罪危害程度相差不大的其他犯罪案件理应被纳入范围内,但具有严重危害性、重犯等不得适用。其次,未成年人案件中,决定是否适用暂缓起诉制度,其犯罪情节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参考因素。具体的情节要求可根据我国现行法律法规及解释或参照其他国家的先进做法,诸如我国现有的“免予处罚”、“免除处罚”情节的规定和刑事案件适用缓刑要求的情节,甚至可以学习日本处理未成年犯时结合悔罪表现,而韩国则会结合有无重犯、前科等因素,而后作出相应的处理。

(二)明确规定附加条件

刑罚可能在判处一年有期徒刑以下的条件过于狭窄,对于怎样具体去把握有着较大的争议,不利于实践中操作,可考虑相应扩大到三年有期徒刑以下刑罚。检察机关根据实际情况,做出了附条件不起诉的决定时,应当明确条件,诸如为犯罪未成年人作出禁止性的规定。如涉嫌盗窃罪的未成年嫌疑人,则被要求禁止再次接触与本类案件下相关的人与事,减少不良因素接触,进一步减少再次作案的可能性。另外,还可以要求其做出相应的思想报告,对其进行跟踪汇报,从而实现监察、预防、教育、矫正效果的统一。

附加条件设置为“有悔罪表现”,显然更多出于对未成年犯罪嫌疑人的保护方面进行考虑,但没有充分考虑到受害人的利害关系,应当结合被害人的主观因素,如已尽最大努力取得当事人的谅解等情节。为有效保障被害人的合法权益,可在附条件不起诉的适用条件里明确规定,情节并非恶劣,犯罪嫌疑人有悔罪表现,且取得被害人谅解的,可根据案件的实际情况跟被害人、检察机关三方达成刑事和解,未成年人暂缓起诉制度可将和解精神融入其中。由于未成年人暂缓起诉的特殊性,检察机关、教育机构和社会团体还有家长都成为了监察、矫正的主体,未成年人备有可塑性强的特点,矫正成功,重回社会后,其必然更加珍惜学习机会,对自己不当行为进行深切检讨,遵纪守法,从而获得良好的社会效益和法律警戒效果。

完善未成年人暂缓起诉制度,应当综合考虑各方利弊因素,以一种激励犯罪未成年人完成矫正的行为,为求免于公诉,其极可能全力配合,达到矫正的效果。但我国暂缓起诉制度不具备终局性,亦未对此作出明确性的规范。因而设立考验期结合监察手段作出最终决定,不仅有利于排除民众思想观念上的障碍,而且便于司法机关实际操作,更能防止暂缓起诉权的滥用。

(三)实施主体多元化

由于未成年人案件的刑事诉讼活动涉及到司法机关、当事人及未成年人监护人等综合因素,但是决定是否对未成年人附条件不起诉的权利只有人民检察院可以行使,关于这一规定,会导致未成年人案件适用暂缓起诉制度可能性进一步降低,范围进一步缩小。

笔者认为,未成年人刑事案件暂缓起诉权利的使用可分散到人民检察院、人民法院,但主导权交由人民检察院,人民检察院作为公诉机关担负起维护国家社会生活安定的责任,同时对未成年人合法权益的保护亦不可忽视。对于人民检察院决定不适用暂缓起诉的未成年人案件,移交人民法院后,人民法院也应有权作出暂缓起诉的决定,对未成年人的犯罪预防与矫正作出最后的努力,极大可能的挽回、感化、教育未成年人,而非惩戒。

综上所述,未成年人刑事案件适用暂缓起诉制度时,应当以“人民检察院使用暂缓起诉权为主,人民法院使用暂缓起诉权为辅”作为实施主体的必要补充,将有利于对未成年人的合法保护。

(四)建立监督制约机制

完善未成年人暂缓起诉制度,目前面临的问题是:缺失的一个重要模块——监督制约机制。笔者认为,未成年人暂缓起诉的监督制约机制,应当包括事前制约和事后制约两大方面。

1.事前制约机制应当包括:(1)对于犯罪未成年人,即拟被暂缓起诉人的制约。作为犯罪嫌疑人或被告人,应当享有公正审判的权利。适用暂缓起诉的重要前提之一是应当是获得犯罪嫌疑人及其法定代理人的同意,犯罪嫌疑人及其法定代理人的意见可能会影响该案件是否适用暂缓起诉决定的合理制约因素。(2)启动听证程序。即检察机关对拟适用暂缓起诉的未成年人案件,通过征集侦查人员、被害人及其代理人、犯罪嫌疑人及其法定代理人,在各方进行了意见交流后,检察机关才作出是否对犯罪未成年人提起暂缓起诉的决定。

2.事后制约机制应当包括:(1)检察机关系统的内部制约。下级检察机关根据案件实际情况,作出暂缓起诉决定后,应及时上报上级检察机关进行备案,上级检察机关认为该未成年人刑事案件不符合暂缓起诉决定的,可以作出撤销暂缓起诉的决定并指令下级检察机关对该犯罪未成年人提起公诉。(2)公安机关系统的制约。对于公安机关受案后,作出移送审查起诉决定的案件,人民检察院经审查后,拟决定作出暂缓起诉的决定,应当反馈对该案件的意见以书面的形式告知公安机关,即将暂缓起诉决定书送达公安机关。公安机关经再次核查后,仍认为需要起诉,不应该适用暂缓起诉决定的,可以向人民检察院提出复议要求。若复议意见不被人民检察院接受,则可以提请复核。(3)对犯罪未成年人的制约。适用暂缓起诉的时候应当建立撤销制度,设定一定考验期,根据其在考验期内的表现作出诉或不诉的决定。若其在该考验期内,不符合相关的规定,如严重违反法定义务、再犯新罪,则面临被提起公诉的后果。并在检察机关撤销暂缓起诉决定后,对新旧罪一并提起公诉。4)被害人自身的救济行为。对于有被害人的案件,人民检察院应当以书面的形式,将起诉决定或暂缓起诉决定书送达被害人,若被害人对该结果不服,其有权向上一级人民检察院申诉,对复查结果仍然不服者,可以向有管辖权的人民法院提出交付审判的申请。(5)检察人员的监督。关于决定作出暂缓起诉决定的案件,人民检察院应当听取检察官的意见,暂缓起诉的决定应当是基于综合考量的结果。

(五)建立健全帮教机制

借鉴国外未成年人暂缓起诉制度中帮教机制的成功做法,结合我国实际情况建立健全我国未成年人暂缓起诉制度中的帮教机制,明确帮教机构的使用范围和限制条件,并构建与之相配套的制度。

1.成立专门的未成年人考察帮教机构。由检察机关、监护人、教育机构、社会团体、等共同承担起帮教的主要任务,适当的时候可增设未成年人所在地的街道或社区人员进行辅助,从多渠道开展对犯罪未成年人的思想改造,行为矫正,降低再次犯罪的可能性,从而达到帮教改造的最佳效果和社会效益。

笔者认为,专门的未成年人考察帮教机构应当具备以下功能:

1)贯彻落实帮教回访制度。增设帮教矫正登记表,要做到对未成年人的监督和对未成年人家长的教育外,还要及时做好帮教矫正登记表内阶段性的工作布置及工作反馈。与被帮教未成年人的监护人保持联系,时刻掌握该未成年人在校、在家或其他场所的动态,及时、有效地进行监察,达到预防、矫正和防止再次犯罪的目的。

2)激励促进犯罪未成年人完成矫正。完善未成年人暂缓起诉制度,应当综合权衡考虑各方利弊,以一种激励的方式促进犯罪未成年人完成矫正,往往为求免于公诉,犯罪未成年人极可能全力配合,达到矫正的效果。

3)具有社区感化服务功能。帮助问题青少年改造其个性的有效方式之一就是社区协助。值得推崇的是,我国香港地区的自新计划,最广为人知的就是“社会服务令”和“感化令”。在香港的司法实践中,社区感化服务功能得到推广,取得的成效颇为显著。过于严苛的惩戒不利于预防再次犯罪,不能一味的采用传统的监禁改造,在更关注犯罪未成年人教育预防、矫正的今日,更多的是从教育预防层面出发,减少刑罚的惊吓作用,结合社会环境制定具有社区感化服务功能的帮教机制,不仅具备权威性,更具备长效性。

2对未成年人监护人设定明确的法定义务。家庭环境是影响未成年人的性格的形成和反社会行为的产生的关键因素,治“本”之策就是纠正不当的家庭教育。立足我国目前的帮教措施,竟没有涉及到对未成年人所处的家庭环境。因而对未成年人及其监护人增设强制法定义务,利用家庭的影响对未成年人的犯罪预防和矫正起到推波助澜的作用。

定期由帮教机构组织开展义务劳动或犯罪预防、矫正的活动,促使未成年人监护人参与其中。根据监护人的劳动表现作出客观的评价,亦是作为对犯罪未成年人在考察期内的考评内容之一,对积极参与改造、符合活动要求的给予奖励,甚至是缩短帮教期限;反之,若该犯罪未成年人的监护人违反或无法完成义务劳动,则需要由其承担相应的责任,甚至延长帮教期限。

3.明确检察机关考察帮教的职责。检察机关在我国完善未成年人暂缓起诉制度中扮演着主导的角色,无论是在衡量案件是否适用暂缓起诉制度过程中,抑或是向人民法院移交案件提起公诉时,又或者是适用暂缓起诉制度时担任监察功能。但以上所述,均是笼统的说法,笔者将从以下几个方面阐述完善我国未成年人暂缓起诉制度,检察机关在考察帮教过程中应当明确的职责:

1)落实帮教机构跟检察机关的沟通制度。检察机关将被不起诉未成年人置于帮教机构的帮扶及监督下,对帮教机构设置一些支持,鼓励他们定期参加举办感化、教育的义务劳动、公益劳动,并对帮教机构进行综合评价。根据帮教机构的开展的活动和取得的设定奖励,称职者则褒奖,不称职者要求其进行严格整改,让其对未成年嫌疑人承担感化、教育的责任,更好地完成帮教工作。

2)落实未成年人教育、就业援助制度,确保未成年人在被公安立案起诉、人民检察院暂缓起诉决定后,不会产生无人看管、教育的情况,导致犯罪未成年人泥足深陷,失去正确的引导。对于符合升学、复学条件的未成年人,检察部门如实向教育部门反映,尽力给犯罪未成年人安排日后回校复学、升学,给予其再次学习深造的机会,必然更加珍惜学习机会,从长远而言,为我国文化、经济发展有着深远的影响。对于犯罪未成年人就业问题,由于其不符合回校升学、复学的条件且缺乏技能知识,导致就业困难。为此检察机关在完成暂缓起诉后期工作后,将该人员情况上报政府,政府要结合犯罪未成年人的身心特点,制定倾斜性政策,为犯罪未成年人开办特殊公益学校,将家境贫寒的失足未成年人联合在一起,以促进就业的方式开展教育,并根据个人特长,聘请公益技师教授他们一定的技能,让其完成矫正后能找到工作,顺利完成职业培训、安置就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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